欧福克 青羊宫的法脉与二仙庵不同

作者在二仙庵审阅传戒碑文

二仙庵虽然原本是青羊宫的“别馆”，但作为丹台碧洞宗的祖庭，它越来越独立地发展。第一代住持就是陈清觉。二仙庵当时的规模已经很大，主建筑有两所：二仙殿（供奉吕洞宾、韩湘子）和吕祖殿（单独供奉吕洞宾）。我们今天所看到二仙庵的建筑当然已经不是当时的古庙，而是经过几番重修与维修的殿堂。二仙庵原有的建筑还有灵官殿、玉皇殿、斗姥殿、御书楼、醉仙亭等等。二仙庵首次重修于康熙年间。1721年，在三位官员的支持下，二仙庵的大殿得以重建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，吴本固、甘合泰修葺二仙庵，并将已倒在废圃里的张三丰诗碑重新竖立起来。 

二仙庵吕祖殿 欧福克摄影

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吕祖殿还一度成为了专祀吕洞宾的官方祠庙，因为吕洞宾已被纳入国家祀典。原来是江南一座吕洞宾庙宇被列入祀典，然后朝廷规定，在全国各省的适当庙宇也应祭祀吕祖，祠庙统称“纯阳观”。清代成都原来有一座破旧的纯阳观，官府的人感到难以重修，所以他们借用了二仙庵的吕祖殿，作为临时祭拜吕祖的场所。按照当时的安排，该殿要改称“纯阳观”，后面的二仙殿仍叫“二仙庵”。其实，编纂于1873年的《重修成都县志》中，二仙庵还列在“孚佑真君庙”的名目下。不过，最后传下来的名称是“二仙庵”，无论“纯阳观”还是“孚佑真君庙”，皆未能取代其原名。

1825年、1833年及1867年，二仙庵进行过不同范围的修缮、扩建。由于当时的二仙庵属于专祀吕祖的祠庙，官府时而出资、庀材，但道观大大小小的重修工程耗资巨大，因此绝对少不了四方善士的捐助。1830年，道众修葺陈清觉的坟墓，而刘沅专门撰写《碧洞真人墓碑》一文。毫无疑问，那时二仙庵的施主当中一定有刘家人与槐轩门人。

1849年，官方决定把二仙庵改为“十方丛林”，化私庙为公庙。署理四川总督裕诚在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日（1849年6月29日）的手谕中写道：“海岸赵公（良璧）有此善举，本爵部堂不得不附之骥尾，勷成前事，续接万缘。嗣该知宾罗道士抬送盆花至署。本爵部堂唤至后厅，询其往来，言与志符，故给与‘十方丛林’四字，与衔钤印，令其付梓刻额，张挂殿堂，以接十方大众，共登蓬莱，以续海岸前志。该住持等不得视为己物，独行把持，遗徒传孙，方可谓物为众有，一尘不染，真修炼之实行也。”裕诚手谕后还有“山石醉笔”的题词：“孚佑帝君赐二仙庵住持张永亮、知宾苗理圭诗一首：我曾跨鹤去游仙，三醉岳阳任自然，汝辈若能真有守，鸾车凤辇入云天。”

在阎永和（龙门派第十八代）的住持下，二仙庵开展了大型的传戒活动，并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全真道场之一。自1893年至1897年，阎永和重建吕祖殿。当时，二仙庵的经济情况相当困难。该工程的完成全靠住持阎永和及居士张锡荣的努力和无私奉献。

二仙庵尚未开放的元辰殿（斗姥殿） 欧福克摄影

《重刊道藏辑要·二仙庵碑记》最后一篇铭文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史料，因为它反映出19世纪末二仙庵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。该铭文为国学生、候选县丞罗绪的官方报告，由二仙庵住持阎永和刻在石碑上，碑立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（1897年9月26日）。据罗绪的报告，十方丛林的资格与管理方式给二仙庵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。罗绪写道：“自此往来挂单，每日之供给浩繁，老病留养，每年之度支益绌，虽清斋澹粥，而百余口之众嗷嗷待哺，常有不给之虞。兼之近年重修殿宇，身负重债，益形困苦。在光绪十七年，官绅捐资，置买永安会义地，计十九亩，零载粮四钱，议归二仙庵经管，陆续葬满，又无租息可收，而不知者以为庙资富厚。”只因为在当地任过县令的几位高官了解内情，二仙庵因而被免除了苛捐杂税，其道众才得以勉强度日。由此看来，专祀吕祖祠庙的崇高地位，对二仙庵也没有多大好处，相反：“自奉旨敕建崇祀之后，庙中应有之焚献、岁修及道众口粮，皆无款可领。若动大工，则禀发库帑，虽皇恩宪德在在维持，而所发之数又不敷所用之数，得以苟存活者谨守此功德之田数顷耳。”对二仙庵而言，清末也是危机重重的时代。准备充当朝廷命官的罗绪也只好向同仁求情：“再四思维，只有沥情，叩恳仁慈，始终矜怜，通详立案，照旧准免夫马、捐输，永禁杂派，则祀典不荒，十方蒙赖，造福无量，感荷不尽矣。”

自19世纪下半叶至1947年，二仙庵的传戒活动共计六十余期，受戒弟子约六千多人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也就是编纂《重刊道藏辑要》的年代，其带头人兼编辑为二仙庵方丈阎永和、井研贺龙骧、新津彭瀚然。当时，不少知识分子入过刘门，而且新津又是刘门的重镇，所以贺、彭二位是否槐轩门人，是值得一提的一个问题。刘沅曾孙刘伯穀老先生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据我记忆所及，听说过贺、彭二人为同门，但不敢肯定，因为无记载可证。”学界公认《重刊道藏辑要》的出版年是1906年。其实，雕刻其梨木经版的工程开始于1901年并历经十五年之久，一直到1915年才完成。由于阎永和羽化于1908年，《重刊道藏辑要》的雕刻、印刷工作最后由王伏阳等人负责。

20世纪上半叶任过二仙庵方丈的王伏阳（?–1953）是近代四川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。除了担任民国时期四川省道教会理事长之外，王伏阳还积极整理并刊刻道教典籍，在所刊出的书籍上署名“成都二仙庵退隐王伏阳碧洞山房刊”。民国时期的二仙庵还有一百多名道士，宗教活动很丰富，而且二仙庵内的“碧洞山房”是刊刻并出售道教典籍和劝善书的中心。当时二仙庵跟刘门的关系也应该是比较密切的。入民国后，青羊宫、二仙庵等道观再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，因此在维持这些巴蜀古庙的过程中，刘门等民间团体起了更重要的作用。王伏阳“碧洞山房”所刊出《老君历世应化图说》一书有刘咸荥（字豫波，1858–1949）的序言，绝非偶然。刘咸荥是刘沅第五孙、刘桂文之子。作为成都“五老七贤”中的五老之一，他当时不但是颇有名望的学者，而且是刘氏家学的重要继承人。王伏阳老方丈请刘咸荥为《图说》作序，不但证明王、刘二人来往密切，而同时说明刘家及槐轩门人对二仙庵的关照。

从1916年到1921年，二仙殿得以重修。因为二仙庵至今保存了刘咸荥所撰的对联与题记，刘门弟子和刘家当时一定是重修工程的重要施主。二仙殿大门有刘咸荥撰于1919年的楹联：“此地非洞庭湖畔，异蓝关马前，百花静吐空明水。二仙携天上琼浆，醉桥头秋月，一笛横吹澹荡风。”显然，吕洞宾、韩湘子二位神仙已不在原来的地方（洞庭湖、蓝关）出没，而在成都（青羊宫、二仙庵附近有百花潭）安了家。

青羊宫（原二仙庵）印经院 欧福克摄影

据刘沅曾孙刘伯穀先生介绍，民国时期的青羊宫是子孙庙，所居住的道士虽属龙门派，但戒律较松，可以饮酒食肉。与之不同，二仙庵乃是有传戒资格的十方丛林，因而其道众坚守清规。两座道观并非刘门的活动场所，但其与刘家、刘门的关系十分密切，特别是青羊宫。从清末开始，青羊宫几次修复已多靠刘家与槐轩门人资助。刘家与刘门弟子还给青羊宫买过田地和几间铺面房，以确保其常住收入。这些常住田除了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之外，对青羊宫的收入还起过另外的重要作用。每年农历正月至三月，以二月十五日老君圣诞为中心，青羊宫开办“花会”，其常住地便成为了巨大的临时交易中心，道观的收入因而剧增。

清末民国时期的青羊宫和二仙庵虽仅隔一墙之遥，但它们是两座独立的道观，在管理、法脉和戒律上有本质上区别。青羊宫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庙，在社会上和民国时期的道教会组织里发挥了主导作用。但只有二仙庵是当时的碧洞宗祖庭、传戒丛林和道书刊印中心。青羊宫的法脉与二仙庵不同。二者虽同属龙门派，但青羊宫的法脉源于高道张清夜（字子还，号自牧道人，1676–1763），与二仙庵陈清觉所创的碧洞宗有别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青羊宫与二仙庵进行生产合并，将两座道观改为“青羊宫花园”，后改称“文化公园”。到了80年代，青羊宫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，而二仙庵仍属文化公园，其殿堂用于餐饮业、文物市场等世俗产业。因此，“二仙庵”这一名字渐渐地被人们遗忘，丹台碧洞宗的祖庭已鲜为人知。2002年，二仙庵终于脱离了文化公园，在各种条件下（包括二仙庵部分建筑用于非宗教活动、产业）与青羊宫合并，恢复为道教宫观。二仙庵还新建了山门，由著名书法家刘奇晋先生（1942–2019）题匾。有趣的是，二仙庵的山门至今紧闭，只能先入青羊宫，再从三清殿东侧拐进二仙庵，因为二仙庵山门前的地盘以及道观旁的园林仍旧属于文化公园。 转自： 行脚成都公众号